一
在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领域，任何书家也逃不脱历史的无情审度；想留下来的却被历史的长河漂走以至湮灭，不想留下来的却可能彪炳青史。然而，想做“透网之鳞”也不是全然不可，那就是真正地去掉一切骄浮与浅泛，沉潜水底，“真气内充”，以成鱼龙的变化，则艺术历史可以留名，而自我历史可以得到艺术展现，是为真正的艺术家。
“透网之鳞”绝非率尔操觚者可轻易成之。在勇气、胆识、才能之外，更需要不懈的执着精神与坚毅的勤奋努力。在当代书坛上，著名中年书画篆刻家王镛，以他独标气骨的自我艺术创造，粗服乱头和吞吐大荒的个性艺术风格，正在产生着独到的影响力，象一尾“透网之鳞”，跃上了艺海的“龙门”，散发着荡人心魄的魅力。
王镛为艺，不屑于平庸的表现与泛常的理解，在审美理想的追求上，他向往“大巧如拙”、“大美不饰”的境界，无论为书、为印、为画、为诗，莫不以“大、奇、雄、质”为准绳，不拘泥于点画形质之微妙，而整合之中断不失精微之变化丰富；不区区于笔墨物态之酷肖，而把握之间实能传造化之神韵；以情统篇，以意生趣，以气作魂，以势解力，痛快淋漓而夭矫中寓沉厚；浑沦苍莽而纷披中溢磅礴；朴实自然而清隽中生奇变。在传统美学观念的“阴阳”二维中极尽谐调变化，体现出艺术家高旷的美学境界与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悟力。王镛的艺术，“四位”一体，浑化无间，很难令人区别高下，直以自我的创意出之，张扬着“苟无新变，何以代雄”（南朝肖子云语）的尚新求变意识，乃师李可染先生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名言，在他的艺术探求之途中，得到有成就的实践。
王镛在艺术的学习与实践上，“甘苦谁知”（自印语）的人生体验与所有真正追寻艺术真谛的艺术家一样，充满了漫长而艰辛的苦探。他虽然生于人文荟萃的京都，却在早年失怙的境况下刻苦勤奋地发展着自己的艺术才能。少年时代的崭露才气，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很快地“文化空白”，是他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大荒的下乡生涯的前奏，然而，不管是“野茫茫”的边塞式的生活，还是动荡变化的社会影响，仿佛都没有打搅和退却他的向艺之心。当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研究生班的时候，叶浅予奖金一等奖的荣耀属于他，似乎是对于以往的一切“甘苦”的报答。在王镛为人与作艺的风格中，最可贵的一点，便是他的质朴无华与自有主张。他的毅力与勤奋不管是在艰苦的求学阶段，还是在留院执教和声誉鹊起的“成名”之后，都是“一以贯之”的，那种程度，又绝非庸常可以想象理解。笔者与之相交多年，谊在师友，受益之中，而最受感染者，似即在此。王安石所赞颂“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确是常人难以望项的，而精神朗透、心地坦荡的王镛，便是利用不懈地追求、刻苦的实践，达到人格的不断完善与艺品的日臻完美的。就如“鱼沉于渊”，不是以极大极高的精神向往断难为之。值得玩味的是，王镛的“沉潜”恰恰是“跃于渊”的准备，而一俟时机成熟，“鱼龙之变”与“飞龙在天”便是不可遏止的一种势态与必然。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写道：“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把王镛这位英年艺术家放在这个标准中衡量，我们不难发现：王镛正是具备了“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的，他和他的艺术的蓬勃朝气与强烈震憾力、感染力莫不是一种生命力的旺盛体现与生动物化。
在生活中，王镛质质朴朴、寂寂寞寞地生活着，外界“名利场”的喧闹几乎成为他作艺悟道的“窗外风雨”，任何得失都不妨一笑置之。而在事业的追求中，他几乎是“一意孤行”地思索、实践，实践、思索，不为时流所动，不受风潮的影响，完美地保持着艺术家的童心与真诚。“行己之道”（其印语）的潜台词应该是包蕴深广的。艺术大师齐石石老人的艺术品格与人格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一直是他的求艺榜样；无论是作人处世，抑或是为人治艺。
在人生与艺术的长河中，他就像“一尾逆鳞”，做着非常的“潜游”的事业，且已“鱼龙变化”般地成就着独自的艺术蜕变与创造。其沛然乎？其沛然乎？
二
对于广博精深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丰厚的艺术传统的独到理解与领悟，使王镛的艺术观念既便在“继承中创新”这样定论的问题上也不愿意作泛常化之论。他以自己颖异的艺术天赋和不断积累的审美识见，在艺术上走着一条个性化的道路。在广泛取值于丰富的士大夫文化——文人系统之同时，他更重视向丰富的民间艺术与原始文化去涉猎，在“雅”的传统“士人文化”之外，注入“朴”的美学意蕴，因而在书、画、印各个艺术种类的表现上，都形成了强悍的自家风格——雄浑、苍健、质朴、奇宕、自然。风格的统一，面目的多样，揭示出作者的观念成熟与才能全面，而在不同艺术式样中所贯注的相同的艺术旨趣却是创造的新意。
其印作的“重、拙、大、雄、雅”，在大陆印坛成为一面风格的旗帜，而与印家中坚刘石开、韩天衡等各领风骚、独成一家；其画作的“浑莽雄奇、风樯阵马”——以笔墨的特殊韵律挥写着一种“点”“线”交响的乐章，就如《诗品·豪放》一品的“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一样，蕴藉着弘阔的生命意识与自然的宇宙观照，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年山水画家；其诗作的大气雄健，虽不常作而佳句时拾，不妨爰录《青少年书法报·槐阴诗社诗书画印专号》上发表的一首《己己秋登八达岭遇雾》以见一斑：
一步凭高一怅然，遮山隐塞尽沉绵。
忽惊一处风吹去，万丈蜿蜒挂暮天！
王镛的书法艺术，似乎更有代表的意义，那种鲜明的自家气息所产生的艺术效力，甚至在大陆书界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王镛旋风”，可见其审美创构的深层凝聚力是多么地异常。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美学理论上审美接受与参与理论的解释。
“创新”的庸俗化与浅浮表现可以有多种。对于“传统”的狭隘理解，就像“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取法极为单调促狭。“颜柳”、“二王”和“苏黄米蔡”固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优秀传统，但是当我们都拥挤在这些“传统”的“典范”中时，审美的泛泛状态与面目的相近与雷同便必然在所难免了。特别是当许多人不能深刻理解“传统”的精神实质时，艺术的风格简直处于无聊的“眉眼调笑”或“东施效颦”之间，不是“美”的创造，而是一种艺术体验的麻木与僵滞。尽管王镛也曾经在这些典范化的美感创造中“沉潜游茑”过，但他在把握了这些“美”的程式后，便以“透网”一样的勇气和能力，“破网”而出，用他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搜寻着艺术的“新美”的宝藏。终于他在原始艺术的质朴与大量的秦汉砖瓦之中发现了属于他的审美信息。从此，“文”与“野”，“雅”与“率”的契合便成了他书法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自然天趣论与抒情表现论的美学观念在他的宗旨里得到了统一。“书为心画”也罢，“书如其人”也罢，都染上了鲜明的民间艺术色彩，风格上的“质朴”与“自然”，“雄浑”与“渊雅”，明确胎息吐纳着野辣、生动、质朴、清新、率真的民间艺术的神韵气息，成为其个性表现的一个重要素质。
王镛书法的“新”，是植根于文人和民间这两大艺术系统的妙合物，似不待多言。体现在作品上，如行草书的“粗服乱头”，便很大程度具有民间艺术，如简帛书法，汉晋砖文，以至民族舞蹈、戏剧等艺术表现的重情、重势、重趣、重直率真实的流露等特色。在这里，王镛弃文人的“怯弱”与“美饰”，坦坦行来，在不雕不饰中却暗含一种精神的力量与“法度”的自由性。夭矫雄健的笔势，在点画使转之间，“将浓遂枯”、“带燥方润”，洒脱无窒碍之病，浑莽有雅逸之致，示人以“无法之法”，是为石涛上人的“自揭须眉”，是为东坡居士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脱巾独步”的艺术面目绝不是矜奇使怪辈可望项的。“书圣”王羲之的“东床坦腹”要有“坦腹”的胆识与才能，否则便会遗人笑柄而为有道所不耻。观时人之作书，或“狂禅呵骂”以为“独创”，或“东扭西歪”以逞“变化”，或外示“闲逸”以标“高韵”，透视之，大多是一种不同的浅薄而已。而其浅薄之由来原因固多，但总之曰：缺少内在的外在表现，不是庸常理解了传统精神与创造价值便是文化——大文化上的不足所使然。
王镛的隶书一反惯常的“鼓努”与平匀“布算”，直追汉碑的雄奇古崛与天然之趣，在《石门颂》、《褒斜道》、《西北汉简》、《西狭颂》以及《好大王碑》中化度出来，大气磅礴，质朴雅拙，恰与行草书体成一反照。如果说王镛书法的行草属于“雄强奇变”的话，就可以说其篆隶属于“平淡天真”，一动一静，一奇一平、一野一文、一古一新，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在一个整体的王镛风格中，正好说明了其艺术才能的全面与精到，审美感受的多样变化与敏锐深化。
王镛的楷书或楷行体，在魏碑的体势骨脉中杂糅颜真卿的圆浑遒劲、米南宫的韵势跌宕、王觉斯的雄健错落与于右任的纵横排奡，可谓众美咸备而独出心裁，“写”出了“我”的真实。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精神理悟后的“摄魂勾魄”而不是浅层的“以形貌取”，这也体现出书家融汇前人的能力和建创自我的才思。仿佛有“古人”，细究无“古人”，化古出新，假人为我，是王镛为善学者！
传统书论的尚骨气、重韵势、标格调、崇境界、美天然莫不在王镛书法中有程度不同的体现。而笔者以为，王镛书法首重“骨气”、次尚“天然”，其结果体验在：笔法的“骨力”感——“线性”创造的特殊意义上。刚柔并济与纤秾、方圆、干湿、曲直、滑涩、聚散等等的处理，在娴熟自如中挟生辣感，不堕柔媚、不堕矫饰、不堕匀布，跌宕纵横，起落提按，赏人视觉的痛快与愉悦，却经得住仔细的推敲与品味。特别是他擅长的行草体，笔法的规定性成为功技的积累而被笔致、笔势的自运与畅适——随机性所统率，“性功两见”而力蕴雄深。在风格的趋向中，他的行草取值米南宫、王觉斯、颜真卿为多，也时参近现代有造就的书法大家的书法趣致，建构了大气夭矫的自家语言。王镛书有如东坡自评文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种汪洋澎湃的“文思”，移比王镛的“书思”绝无兴味上的差池，同备一脉相承的意致，想不是没道理的罢。“粗服乱头”的风格表现，完全出于一种艺术的真实，则“随人作嫁”式的步尘便相形见绌了。然而，一种论调中，对于王镛这一卓异风格表现不求甚解或非议，如不是出于艺术的浅薄和别有用心，便显得毫无价值。在“美”这个极为抽象的概念中，其多维的丰富指向是不言而喻的。粗率一旦与粗糙、粗劣、粗野相结合，便无“美”可言了，但如与粗犷、粗豪、雄浑、苍茫等相凝结，则“美”的意义便诞生了。王镛行草书法的美感对于“雄浑苍莽”的审美阐释，虽然以“粗服乱头”为表象，然而透过表象，我们当不难看到一个异常丰富、敏感、深沉、坚毅、端雅的内心世界——一个内向型的人格所在。换句话说：外表的粗犷豪放，虽然是其艺术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深潜的来自于大文化修养的“雅”化却是无可否认的。
是以为，王镛的风格创建，绝不仅仅是为了“表现”的“表现”，那是一种文化精神和自我品性的艺术发越。
三
王镛这个人有点特别，几乎对社会人生的许多新鲜事物他都感兴趣，且有刨根问底的习惯。有时在漫不经心中又突然追问对方的一句话、一件事，非常“恋战”。为了和儿子下棋论输赢，有时还颇有点“大小人”的“欠缺风度”。每日勤耕笔砚，在那小小的美院“凸斋”画室里寝寝为艺，却很少放弃电视台的好节目，没完没了地换台，当然倘遇上什么“足球赛”之类，就更要忘了一切了，使得本来就“颠倒黑白”的作息时间，更无头绪了。
什么文艺界的“见面会”、“社交会”——凡是易流于形式的应酬的场合，他总要尽量逃跑（笔者敢作一点证明）。比如，在一次画展开幕式上，镁光灯的“劈叭”声中他早潜藏一边看作品了——以至于办展画家徒然左寻右找了一番。
很少与人作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一旦在同道或者是朋友的场合，如有异议，从不让步，面红耳赤之际甚或大声呼喊两句——一反常态。
他那小小的“凸斋”，给朋友们刻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人和他的艺术风貌间是那么和谐一致。这就是王镛。《周易》云：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其信然乎？
一九九二年初于北京
——摘自《书法之友》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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