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镛在一个研究室共事已有四年，接触的机会不少，知道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在画室里独自奋力创作。按常理，他的书作，我见到的机会应该多，实际的情况是很少。偶尔到他那凸形的画室或家中聊天侃地，能看到挂在墙上的三二幅自娱的遣兴之作。而那小幅书作，一挂就是一年半载，并不经常更换。我与王镛的距离虽近，与他书作的缘份依然很远。和其他朋友一样，很难见到他实力的全貌，使我多少生出一些疑惑和神秘。这种感觉，可能是少见而又想见的心态所诱发，而少见，也许是王镛为人处世的含蓄和审慎造成的效应。
最近，荣宝斋出版了《王镛书法集》，我才有了集中了解王镛书法的机会。这部八开一百六十页的作品集，收录了一百十余幅作品，想必就是王镛近三年来躲进凸斋笔耕的收获。这收获，几乎是顿时合盘托出，仿佛海外的官员向注目他的世人公布的财产清单。现在看来，王镛平日不愿轻易将作品示人，与其说是含蓄的矜持，不如说是“一鸣惊人”的准备。
出版作品集，对于作者本来说，是重要而且郑重的事情。尤其是自选的作品集，那是展示作者的艺术水准的阵容，而且张扬着作者的艺术主张和追求，还包蕴着许多形式的或者心境的、高雅的或者流俗的、隐性的或者显性的信息。成功了固然令人欢喜，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失败也是常见的事情，有的书法家出版了作品集，反而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就象前几年的个展效应一样，成功的实在不多，看了一百多幅作品，等于只看了一二幅作品。所以，出版个人的作品集，虽然是“君子好逑”的美事，也的确需要充足的勇气。当然，这只是对以艺术为生命的真正艺术家而言。
初读《王镛书法集》，《隶书大儒祖师五言联》与《行书黄伯思跋九咏后》二件作品最引我瞩目。原因很简单，那种萧散空灵、古雅简淡的情调使我很容易亲近，另外，对于王镛来说，是出格之作，很少见到。这是他偶尔的呈现，还是他创作的新面，我不敢断言，王镛也不会主动道明。王镛与书法的因缘未了，正逢创作盛期，走向人书俱老的境界，简淡自然渐渐展露而显彰，也未可知。若有幸言中的话，也是他五十开外之后的事了，我又何必冒昧作神仙方术家之言呢！以王镛倔强的个性与细腻的情愫，还有他兼擅诸艺的本领和对笔墨的调控能力，还是静观为妙。
反复通观《王镛书法集》，当下的王镛，书法仍然以茂密、雄强、率野为主导格调。他好用散锋来作艺术自我的表现，卧笔横扫竖抹，飞白淋漓。轻轻的点，重重的轮廓线，飞白都无处不在。字态又有方厚充实的体积感，朴拙的霸悍之势强劲得逼人，所以有人戏赠一个“粗服乱头王”的徽号。也有人以为王镛作字是恃仗元气的率意点泼，一任情绪的驱使。其实，艺术中的王镛与生活中的王镛一样，是理性的。他对书法创作的苛刻和认真，好象容不下未经构思的一挥而就，碰运气的成功，与他断了因缘。集子中“对联”部分的作品，无论是哪种体势，细看都能发现他理智经营的匠心。点画的灵动，姿态的搭构，字形的大小，章法的虚实，操作时的感觉都在理性的规约下合度且和谐地闪现，以内在的精神气质来激活笔墨形质的仪表，从而突现自己理想的境界。王镛善于把“巧”藏匿起来，愿意示人以粗拙朴讷，即所谓“被褐怀玉”，不免把读者的视线导向他本相的反面。一些人喋喋不休地发表误读的高见时，说不定王镛正在一旁窃笑不已呢！要知道，王镛的聪明，常夹带着几分诡谲的色彩。
用散锋作书，这已经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笔法了。王镛的求异思维活跃得让他取资败笔、夸张病笔。病败之笔，好象是书法的瘟疫，人避之而不及。王镛青睐它，无异于探险家的冒险，冒险才能有新发现。对于病败之笔的利用，王镛自有一套说道：“有些病和败笔是有意识的出格，由出格而赋新意。一幅作品，全篇都循规蹈矩就乏味了。黄庭坚说苏轼，作戈多成病笔，又著腕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殊不知苏轼的病笔如同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关键在于利用时如何把握住度。”《王镛书法集》中的第一幅作品，依我之见，就是他取资病笔的实践样式，读者不妨一看。不知此，恐怕不能见王镛的执拗，正有这股拗劲，才足以见王镛的琴心剑胆。
王镛于书画金石，都有良好的修养和雄厚的实力，诸艺互补，又各有出色的表现。仅说书法，他的涉猎也颇全面，篆书、隶书、章草、行草、行书、楷书，一应俱应，每类体势，他又可以凭借清醒的理性和良好的艺术感觉，写出不同的风格样式。不过，无论如何变化体态和情调，笔墨的精神气质还是他自己的。他的自张一帜，就在于他执着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风骨。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书法语言。读罢《王镛书法集》，我找他聊了一个晚上。他翻着自己的作品集， 并没有踌躇满志的得意，反而向我指出了几幅使他遗憾的作品，说发稿时还满意，半年之后再看，又发现了一些不称意的细节。王镛就是这样地反躬自责。这固然是好品质，便我真为他感到累。所说，他下一步除了作画之外，将把自己篆刻笔记、随想作些整理，以“印话”的方式陆续发表于《书法报》。凸斋里的青灯，还将伴他劳累。王镛向艺术献了身心，结了因缘，恐怕永无解脱之日了。
——摘自《书法报》199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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