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王镛、石开篆刻艺术的比较分析及现代印章艺术的发展
“文革”后的新十年，中国印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中青年篆刻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海韩天衡，北京王镛，福州石开。我以为，对这三位有代表性的篆刻家进行比较分析，不仅会有助于我们较为客观地评价他们在印章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新十年中国印章艺术发展的主要倾向，这对促进现代印章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一、现代印史分期及两种艺术倾向
十年“文革”恰好把现代印史分割为两段：“文革”阶段与“文革后”阶段。
前阶段，除继续完成近代文人印艺术高峰的齐白石、邓散木、来楚生之外，其主流是继承近代文人印遗风，或是进一步完善作为印章复兴代表的清代浙派艺术和皖派艺术。前人艺术思维的强大惯性作用及其个性艺术的强烈感染，限制了处在这一阶段的一批很有才华的篆刻家的创作，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杰出的印章艺术教育家而难以成为一代篆刻大师。因此，“文革前”阶段只能是近代文人印艺术高峰的余波和回响。是印史上必须出现的过渡阶段。
“文革”动乱的十年，使印章艺术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而“文革后”新十年出现的许多有利于艺术发展的条件，使现代印史前后两阶段拉开了距离：
1、新十年文艺的振兴，使一大批篆刻家应运而生。他们有可能对近代文人印作冷静的分析，有机会在较为年轻时就崭露头角。
2、对外开放的政策推行，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局面，使新十年的中青年篆刻家有机会了解作为中国印章艺术旁支的日本印章艺术的发展，有机会接触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有可能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创作。
3、现代篆刻艺术丰富的多层次的变化，如篆书本身的变通，篆书的草书化、真书化及美术化、意象化等等，也在新十年得到了集中体现。探求篆书变化的客观效果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这些努力却给了中青年篆刻家很多启示。
上述的客观条件，是前阶段篆刻家不可企及的。而新十年的中青年篆刻家在前阶段篆刻家的指导下，从他们的艰苦努力中悟出了自己的生路，并利用这一时期的好条件，使新十年印章艺术成就得以高过“文革前”阶段。
我以为新十年印章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近代文人印艺术成就的扩展和对近代文人印艺术高峰的超越，这种扩展和超越，也正是现代印章艺术发展的主要倾向，韩天衡、王镛和石开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便是这两种艺术倾向的代表。
习惯上，人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倾向都称作“创新”，但实际上扩展和超越是有很大差别的。对近代文人印艺术成就的扩展，是对元，明、清（前期）印中求印的创新，也是因为现代印史前阶段篆刻家普遍为近代大师所囿，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所说的创新，它与齐自石、邓散木、来楚生篆刻艺术成就一样，逻辑上属于近代文人印的范畴。而超越近代文人印艺术高蜂的创新，则是在现代艺术的角度对近代文人印的创新，与那些以简化字、现代楷书、汉语拼音字母直接入印的创新不同，它是新十年才明确的创新。
因此，这两种艺术倾向的“创新”，在新十年这个特定的印史阶段虽然同样重要，但它们在整部印史的演进中所处的地位却不同——这是我们分析评价韩天衡、王镛、石开篆刻艺术成就的尺度，是现阶段致力于发展现代印章艺术的篆刻家们有必要分清的问题。
二、三位篆刻家的比较分析
相比较而言，韩天衡和王镛的篆刻艺术对近代文人印艺术成就扩展的倾向更明显些，石开的篆刻艺术则代表着超越近代文人印艺术高峰的倾向。这样分析的依据，不是他们主观上的追求，而是他们的印作所呈现的艺术特征。
（一）韩天衡和王镛
韩天衡以深厚的古代工匠印的功底，取法汉碑篆额，融入汉代装饰性篆书鸟虫篆，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新的篆书风格并形成了独特的白文印面目，既有汉铸官印的茂密恭稳.又强烈地表现出篆书线条的回转。他的这种白文印风在部分朱文印中也得到了体现，而另一些朱文印过多地强调鸟虫篆的繁琐和装饰，似为其所失。
与其篆风相适应，韩天衡的刀法表现为双刀长冲和短冲的结合，长冲体现回转畅快，短冲则加强凝重和节奏的韵趣。这种刀法造成的效果，显然不同于黄牧甫所理解的以光洁为古，而与现代日本的某些印作更为接近，韩天衡运用白文印大破融笔和朱文印线条粗细对比，也有效地增强了他的印作的整体感和节奏韵趣。
可见，韩夭衡追求独特的篆风，辅之以特定的刀法，创造出自己的篆刻艺术个性，其艺术特征与吴昌硕，黄牧甫等大师极为相近：他在印学方面取得的很高的成就，也足以使他能与近代大师并驾齐驱。
如果说韩天衡的成就主要缘于他对古代工匠印和近代文人印这印史两大艺术高峰的深刻理解，王镛则是得力于他在山水画方面精湛的造诣。从王镛关于书法篆刻的见解.可以看出他是把画论直接引入来指导自己的篆刻创作的。
王镛曾热衷于“齐（白石）派”，但他最终找到了富有个性的艺术语言，摆脱了齐派的影响。他的篆书。至今还存有齐派磅礴的气势.但其线条则由齐白石的刚直变为圆转，畅涩，顿挫有致而富有弹性。似与邓散木师承赵古泥变吴昌硕的圆转成方折相近。王镛以这样的篆书入印，其章法也跳出了齐派的大疏大密，在充实中求灵透。初视零乱而笔笔有着落。因此，王镛的朱文印，无论是章法还是线条，都易使人联想起黄宾虹的山水墨稿。王镛在篆风上体现出的随意性和似有似无的真书化，也增添了他的印作的韵趣，成为构成其艺术个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他的白文印中似乎表现得更充分些。
在刀法上，王镛不同于齐白石、来楚生以破碎求苍莽雄强和虚实变化，而是单刀、双刀并用，冲切并用，注重刻制时的偶然效果，使他的篆风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因此。王镛篆刻艺术特征与齐白石、来楚生更为相近。当然，由于韩天衡和王镛的取径不同，使得一些持传统观念的人在评价他们的篆刻艺术成就时，往往褒韩贬王。我以为，这两位篆刻家的印风虽然迥异，但他们艺术特征与近代大师们一致，同属扩展近代文人印艺术成就的范畴，因而他们在印史上的地位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韩天衡和王镛都从现代艺术观念出发.否认自己已形成了某种风格。他们忌讳 “风格”一词如同忌讳“习气”一样。并重申“风格”以会使创作走上绝路，而他们都在追求日新月异。但事实上他们印作强烈的个性，总是使人一望而知的，至少他们近年来的“风格”没有意义明显的变化。我以为，这正是他们与近代大师们的另一个相同之处。近代文人印的多彩多姿和极高的成就，正是由各位大师创造的鲜明的艺术个性及他们将各自的风格推向极端而共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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