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就是王镛。这是笔者通读过《王镛书法集》后的一个痛快的感觉，胸次也确实因受其作品的震撼而清爽了许多。
应该说王镛是传统书法的“改良主义者”，因为王镛“逛够了长安街，就总想去山野辟径走走”（王镛语），去“收集”主体意识秩序中的书法的“原始气息”，并按照“唯我”的笔墨进行了二度构成，这实在是艺术地对待书法的态度。尽管这种仿佛排斥“纯粹传统”的见解使王镛的作品显得过于粗犷，但其本身已“泄露”出王镛的贯穿其书法生命历程的观念——民间书法观念。王镛在与友人的信函中就曾有言：“民间书法的可爱之处，在于朴实直率，在于对心灵表现之自流深露。这是因为民间书手的创作心态绝无恭谨矜持之累。”王镛很钦慕也很想涉足“绝无恭谨矜持之累”的境界，所以这种近乎“厡始崇拜”的民间书法观念注入其主体意识之后，表现出的作品则是直接的、无条件的感情上的归附。集《褒斜道刻石》和一些篆书联就很典型。
王镛的“唯我”意识是自觉的，虽然王镛的少许作品仿佛“任情恣性”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但并非意味其创作思维逻辑是不可逆的，集《好大王碑》的“大儒祖师五言联”就出人意料地与其平素的创作思维相左，是不是王镛偶然情不自禁感到一种“无奈”亦不可知。然而另一事实是：多数情况下，王镛临习碑帖时仅把原作作为一种“参照物”而已，笔端的全部精神还是“唯我”的。这种对古碑帖形象上的“大不忠”恰恰是对古人心绪和笔墨气息的“大忠”和理解，此态度较之那些模仿艺术所表现的拘泥于某碑某帖的状况，似更符合王镛的审美情趣。或许正如此，才有了王镛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如果“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自己又满意的，恐怕只有《王镛书法集》封面上的五个仿宋体字了……”（王镛语）。
王镛质朴、豪放、自然、简约的感性品质，往往是在超越现代人们的接受美好范畴的前提下，才道道地地地实现了把书法艺术作为自身价值目标载体的目的，其丰富的情感内蕴同时获得了比较完满的显示，唯此方证实了王镛书法精神的力量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王镛必定是“唯我”地“提炼”了博杂的民间书法精髓，且作了长期的“务益不知务损”的艺术实践，这种“表现纯艺术”的心理定势使王镛的笔墨语言早早地相对稳定下来，笔者勿庸赘述其中利弊，也不敢妄加展测，王镛定自有主张，因为我说过：王镛就是王镛。
——摘自《书法导报》 199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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