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书法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历史上彪炳书史的书家，均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与前人不同并体现出其时代审美特征的天才人物。
每个时代都强烈地呼唤着属于自己时代也属于历史的天才人物的出现。
然而，能将书法哪怕是稍稍向前推进一步的书家也是颇难产生的。因为，我们充满智慧与创造力的祖先，已似乎将可能出现的书体、书风都创造了出来。面对一部浩瀚的书法史，也许不少书家像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每逢听到其父王在国外打了胜仗，就增添了一分愁绪：如果整个世界都让父王征服，自己则再无一展雄才大略的机遇。我们当代的书家，凡是不愿仅仅步前人后尘者，凡是有头脑、有思想而非满足于单纯继承和仅以书法艺术趋世媚俗者，都会有与亚历山大近似的感觉。
在当代书法复兴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我国出现了一批颇为书壇瞩目的人物，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功底与艺术创造实力，创作出了足以与历史上杰作相颉颃的作品，从而成为书壇的中坚人物。王镛，这位被人称之为创作才子的中年书家，即以其纵览古今、裂变诸体之气度与胆魄，成为当代重要代表书家之一。研究其艺术道路、艺术思想、艺术特征，将会对当代书法创作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将通过对中国书法发展纵横的梳理，给予其艺术以客观的历史定位。
一
任何一位艺术大家成就的取得，除社会等多种外部因素作用外，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在论述王镛艺术成就时，我们有必要先从他童年、青年时代的艺术和生活道路进行编年式的描述。
王镛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出生于北京（其祖籍为山西太原）。六岁即在父亲督促下掂起毛笔涂鸦。七岁上学时，在家做完功课后必须临三张唐楷大字方可玩耍。到二年级时，规范的大楷即受到老师表扬，将作业发给学生当范本。那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左右，中国正处于书法史上的低谷期，多种因素的影响，使书法未能作为一门艺术登上中国的文艺殿堂，仅仅是民间的一些热衷于此道者，像教士一样，在辛勤地对书法进行“布道”，学校和社会上也有些“半官方”的活动。有关书法方面的书籍包括字帖均很少出版。所以，当一个八岁孩子所写的大字被视为范本时，书法所引发的兴味将会对其一生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
十岁时，在外婆家，舅舅赠他一套《古今名人画稿》，回家后通临数遍。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内，展出了近现代中国书画三位巨匠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的作品，父亲带他去参观，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从此，开始了中国画的学习。
十一岁，得同学引见，拜冯柳湖先生为师。冯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善书画，富收藏，王镛在他那里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书画珍品和丰富的书画作品集，大大打开了眼界。而更重要的是，王镛于篆刻艺术所受启蒙教育的路子很正，这就为他以后篆刻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十二岁时为冯先生所制的两方印，深为先生所赞赏。
十二岁，考入重点中学十三中，同年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和金石书法组，指导老师为马耀华与刘博琴，在他们指导下学习山水画和书法篆刻。刘先生善隶书，取法大篆、汉碑，尤重邓石如，这样，王镛的艺术视野就从唐楷上溯，直到三代金文、汉魏碑刻，那是一个充满中国先民淳厚、沉郁精神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虽已开发但还远未全部展示全貌的神秘宝库。当然，这一切对童年的的王镛来说，都还是个无法解读的谜，然而凭他的聪慧和悟性，他很快便掌握了篆隶的艺术特征。我不是纯天才论者，因为人的后天教育、环境的熏陶对人才的成长更为重要，但先天素质的不同，却使受教育相近的儿童所产生的效应大为悬殊。也许，王镛正是为了书画事业才走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那先天的艺术家素质，在后天良好的教育下寻找到了得以萌发的突破口。我们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述结论：
一九六一年，十三岁，还上初二的王镛，以隶书毛泽东《长征》诗和篆刻一组，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
同年，楷书获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举办的少年书法比赛一等奖；
同年，国画山水入选“北京市小幼苗画展”；
一九六二年，魏碑书作和篆刻一组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此展由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主办，参展的还有朱德、董必武、陈毅、邓拓等；
同年，应邀参加“革命烈士诗抄书法展”，作品为天津艺术博物馆所收藏；
一九六三年，获全校作文奖，被推举参加全市作文比赛：
同年，自制第一本印谱。
这是荣誉，也是他艺术才华在少年时代显现的记录。在整个中学时代，他还从事素描、水彩、工笔画的学习，他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艺术中来。在他所填写简单的履历中，可以说下面这句最朴实的话概括出了他整个少年时代的状况：“课余习书、画、印，无他好。”
也许，在这么一个言语不多而内秀的神童面前，应当是铺满鲜花的大路，应当是走入艺术院校接受更高的教育，但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场以摧毁文化为其标志的“革命”，使他的生活及社会环境急转直下：他的启蒙老师冯柳湖先生与夫人不堪迫害，双双悬梁：马耀华先生被遣返回乡，不日故去；他的家庭受到红卫兵冲击，父亲被强迫劳动，家庭在一夜之间处于极贫困状态。无奈，他于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赴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插队落户，后转呼盟阿荣旗，自食其力，过着艰难的农牧生活。生活上巨大的转变，使一个不知忧虑的少年，转瞬间变成一个能承受各种压力，对命运不愿屈服的青年。
草原，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那变幻不定的奇云，那紫罗兰、矢车菊令人沉醉的芳香，使这一处于逆境的青年获得了新的灵感。他爱骑马，拉着缰绳纵马狂奔的快意使他身心变得剽悍、坚韧；“天似穹庐”、“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丽景色又深深地影响着、改变着他的审美情趣：城市的华丽、尘俗被草原的清风所滌荡，大朴不雕、大象无形、朴茂无华、解衣般礴，这些中国美学中为人所称道的最高境界，在有形无形地塑造着他的心灵和性格。尽管他为最低的生活需要而进行劳作，但最艰难的生活也泯灭不去他心灵中对艺术无法遏制的渴求。偷闲，他到草原深处去画油画写生，让大自然不断赋予他新的灵感；同时，他也以自已的审美情趣，赋予大自然以个性，以人的感情。主客体的交融，心与物的的感应，使他对生活、对美的积累逐渐加厚加深，对人民、对民间的艺术从心底产生了深深的爱。其间他曾搞宣传、画毛主席像、写仿宋美术字大标语，抽暇临习行草书，后暂调阿荣旗二中教了一段语文、几何等课程。在他一九七四年调回北京前的六年中，尽管未像学院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而他特殊的生活赋予他审美上的特殊教育，却从性格、气质、审美情趣等方面使他经受了在学校中难以受到的锤炼，也许可以说，没有这六年的草原农村生活，便没有他以后与京华世俗艺术截然不同的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面目和独特风格。
一九七四年，时值北京普及高中，开办的多所中学无人任教，王镛便被调回京，任中学美术教师，课余仍迷恋于书、画、印。一九七三年起，迷上了油画，常常带两个烧饼到郊外写生，往往日落方归。写生，对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极为重要。学中国山水，既要从临古入手，又不能完全陷进古人窠臼中，其关键是具有从大自然中直接写生的本领。而对于一位书法家来讲，如果兼画家，那么大自然的灵气、浩然之气、浑圆之气便会贯穿于书法创作之中，与单纯的书家相比，有绘画方面的实践者，其作品中所蕴涵的浓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往往要更胜一筹。这从古代书论和众多的书画兼长者的作品中都可得到证实。
从返京后到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之前的这一阶段，有一件事给他影响较大：他的一件草书作品参加地区书法展，朋友、观众对其作品一致赞誉，认为是此展中最优秀的作品，唯有一位名为夏午樵的老画师（已故，前红灯厂国画老艺人，善仿各家书体，有见识）对此有异议，他语重心长地对王镛说：你的草书虽流畅，但略嫌华美，缺乏质朴，少拙意，故格调不高。如果是一个自我感觉极良好而不思进取者，听了此话可能会引起反感，而从茫茫大草原走过来的王镛，却感到对他的艺术无疑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他心中隐藏着却未能表现出的独特审美的感觉和渴望，由此而被强烈地调动起来，后来他给我的信中提及此事时，仍深深地为夏先生的真诚告诫所感动，他说，夏先生的话引起了他“极大的震动”，他为有机遇得到他的直陈忠言所庆幸。
一九七九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取研究生后，在李可染、梁树年教授指导下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其间曾得到叶浅予、陶一清、孙克纲诸先生亲授。两年的高等教育，不仅使他获得了与当代最优秀的书画大师学习的良机，见到了更多的古今大师作品，同时，也是他对自己艺术追求进行梳理的一个关键阶段。对于一个已到而立之年、有较丰富艺术、生活经历的幸运者来说，从唐楷、齐白石、冯柳湖、刘博琴，到草原、北大荒、夏午樵、李可染……他一步步向着作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目标走去；其审美取向，也由一般的、浅层次的逐渐向具有独特个性、高层次的方向凝聚。“但将健笔以自适，岂待闲人之见知”，吴融的诗句也许是他此时艺术追求和心灵最准确的写照。两年的学习，是他艺术上重要的转折期，他在回顾在此前后的艺术道路时说：“三十岁以前可以说是一个阶段，那时主观意识不明确，审美上也不尽自觉，学的东西庞杂，晋、唐楷书及帖一路的东西写了不少，虽然主观上浑浑噩噩，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为后来打下了很宽的基础。”他在中央美院学习的两年，也就是说三十岁以后，在艺术追求上有了较高也较明确的认知，“能更多地从艺术高度梳理自己对书法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引自致作者信），他艺术追求的目标愈来愈清晰、明确，当然，这不仅单指书法，他于篆刻、山水画及诗词方面也同样逐渐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毕业创作，获得了全校唯一一名叶浅予奖金一等奖。这一大步的跨出，使他有望进入当代最优秀书画家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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