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开于印坛异军突起的同时，王镛也以独树一帜的风格，而领印坛风骚。时闻全国印坛二风凶猛，追模石开、王镛印风的人遍及大江南北。篆刻界的繁荣景象、与此风潮有很大的关系，在最近开幕的六届中青年展中不仅有人摹其印风，还有很多人仿其书风。这是因印风而书风的有趣现象。
王镛的印风之所以能吸引一大批青年作者，究其实质是与石开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易篆刻的严谨法度为平易近人的表现手法，具有很大的亲和力。笔者第一次读到王镛的印作是在几年前从绍兴兰亭回来的路上，刚刚领略了严整的雅致之后，读他的印犹如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很是动人心弦。艺术之所以能迷惑人之心，大概也是正缘于此吧。因而我读王镛的篆刻作品向来把这种感受作为欣赏的起点。
但王镛的作品（仅指篆刻）与石开的不大一样，我们从石开那里感受更多的是构思的表现过程，有时既突兀又很精巧。但从王镛的印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气势与心情，他没有石开的曲折迂回，更见自然大度的创作手法。如果从书印的关系来看，石开是努力把书法的寓意纳入篆刻的气质之中，化书风为印风；王镛则恰恰相反，看王镛的印作则有把篆刻向外扩张的倾向。从创作的技术手法上观察也能发觉王镛是尽可能把篆刻的技术语言化为书法的技术语言，并企图从中寻找契合点。由此在大在开大合的王镛篆刻中，我们要用审视的书法的心理去对待它，或能品出轻松自在的味道。
在我们梳理篆刻发展史时，一般都认为邓石如、吴让之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明季的复杂刀法统统推翻，以简易繁，使篆刻的抒情性质大大地强化了，但于书法与篆刻的客观性质规定了书法的抒情功能更大于篆刻，因而历来有许多人想以书法来济篆刻的抒情功能。王镛的想法也正于此。他不仅继承了刀法的简约性质，还大胆地简约了创作心态，即刻印不要过多地拘泥于遵理，而是如何更直接地表现印稿的企图（印稿的准备非常复杂，王镛也简约了这种复杂性，即努力地表达书法在印稿中含量），二者相辅相成，使他的印作更具表现力量。上述直接性对于青年作者很具启蒙的作用。因而许多人都是一步到位直取王镛的方法，只是在字的造型能力与想象能力方面有逊色之处。但就是这一点的逊色，使后来追模的作品就不太迷人了，究其原因有：1.书法功力锤炼不够，笔头不硬也不准；2.创造过程中没有王镛的随想随发的激情；3.艺术素养不及王镛。
如果再把想象力扩大一些，我们还能察觉出中国画之于王镛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能在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痛快淋漓，依我看画理的渗透是尤其重要的。国画、书法、篆刻三者之间的关系，前人已颇多论述。但在创作上做到其本一致的还很不多见，近代吴昌硕是一典型。这不仅要求在创作心理上达到融合贯通，还要求创作性转换各门类的技术语言，使之相互统一。王镛在上述两方面做得浑然天成，这也是他能领新潮印风的奥秘所在。
学习篆刻有两种途径，或由古人入，或由时风人，相比较之下从古人入难，从时风入则相对简单容易些，但有一个先天的局限即个人的自我意识很难树立。所以因王镛而起的时风，要冷静地对待。即要看其成功的根源所在，也要警惕其因创造性而带来的破坏性。王镛成功地简约了创作心态与创作手法，但对于气象万千的篆刻，只是其中一例成功的尝试。我们不妨仔细地剖析篆刻所可能蕴涵的生命力，找出符合自身的表现资源。这其实是给每一位创作者的机会，也是实现自我存在的最佳途径，使自己的创作欲望化为成功的表现过程。
——摘自《中国书画报》 1996年4月
推 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