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山水图真境，扫尽空疏万象新。
镛也师心非踪迹，笔蒙墨养见精神。
在当今师心非踪迹，墨守陈规的中年画家几乎没有了，大家无不维新，无不以种种努力在师的成就之外开疆拓土，既然师辈的主要成就表现为融合中西的写实风格，那么开拓者便自然而然地朝着两个方向探索。其一是在扩展“引西入中”的范围上下功夫，取法前人未曾涉及的西方艺术，旨在刷新当代山水画的面貌，可称维新的现代派。其二则在开掘“变古为今”的潜能上用心思，反思师辈不曾深究的山水画传统，意在保持当代山水画的传统精神，矫正西化的流弊，可称维新的传统派。正是上述两派画家的异向互补，推动着近20年间山水画的发展变异。以诗、书、画、印四绝活跃于艺坛的凸斋主人王镛，恰是有代表性的传统派画家之一。他出自开创了现代水墨写实山水的李可染之门，却推出了不同于乃师亦有别古人的笔墨写意山水，所作山水不乏现代意识，却着意弘扬民族传统的笔墨精神。看他的画，就仿佛梦入北方山村，在惟恍惟惚中，有雄厚的山峦劈面而来，石骨外露，肌理苍然；又有古老的丛树拔地而起，干粗叶壮，气宇宏敞；还时见简朴的老屋三三两两，石磨、碾子诸物错落杂陈。这一切画的并不十分具体，似乎仍在大气流衍中生成变化，在急风密雨中显露生机，引发着观者的宇宙感和历史感。
我常想，王镛像乃师李可染一样志在维新，却为什么创造了全然不同的风格，走上了不完全相同的艺术蹊径？是否根本原因在于维新的历史条件之异？回答是肯定的。李可染的水墨写实山水，是矫正文人写意山水之弊的产物。他正式开创写实山水虽在50年代以后，但却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滋养。为了挣脱晚清以来写意山水画的陈陈相因，变革其语言的八股化和意境的空泛化，李可染在西学东渐中引进了重视视觉幻象的西方写实主义。他摒弃模拟依傍，走向自然，贴近生活，以写生方法求景真境实，以切身感觉去空疏恣意，从描绘林木丘壑的形象出发改造旧有的笔墨范式，在实景的基础上提炼概括，融入所思所想所知，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了山川的雄伟多姿，创造了纪念碑式的深沉雄大的境界，把一度远离现实的晚清、近代山水画重新拉回到充满生机、光影和情感的人间。
虽然李可染更新了山水画的视觉观念，但并没有脱离传统，实际上，他是通过融西于中而推进借古开今的，因此十分注意于西法写实与中国古典图真传统的结合。古典图真传统，盛行于宋，主张描写真山水的质与势，在具象写实的景物中注入主观情思，以构筑理想化的意境。为此，笔墨的变化以重现被称为丘壑的山水景象为依归。西方写实的风景，重视再现物象的体面、空间的纵深，善用色彩而无需笔墨，绘境真实而限于一时一地，较少主观色彩与创造意境的自觉。李可染则在二者的融合中，取宋画图真传统的写实与已经创造的锤炼，又化入西法而强化其体积感、空间感、光感，造成“山下宛似经过”和“林间如可步入”。他也十分重视中国画特有的笔墨，务求笔法的苍劲坚实与含蓄有力，使之与个性化丘壑相为表里，以突出山峦坡石的方厚与房舍舟桥的拙简。但在笔墨二者之间，李可染更重用墨，在运用黄宾虹的“七墨法”以表现丰富的空间层次上尤为卓绝。实际上，笔墨服从于状物是李可染最本质的追求。也惟其如此，他挣脱了明清以来平面化、共性化的笔墨符号，充满感情个性的重现了祖国河山的自然生态，成为百年来山水画维新的里程碑。
王镛的笔墨写意山水，则是不愿重复乃师成就又不想苟同于盲目西化的产物。他学习山水画，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度的西学东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造成了一些盲动。开始，他像乃师一样，也在走向自然和对景写生中追寻，可是稍后，他凭着书法家对非具象表现的敏感，既看到了西方现代抽象表现主义与现代平面构成与近乎失落的古典写意传统的某种相通与相近之处而有所融会，又意识到这种融会有益于矫正一味西化、一味争求效果新异而丢失灵性与自我的弊端。于是他有意识地避开乃师水墨写实的锋芒，致力于另一种方式的“引西入中”而“借古开今”。他不再着意继承以宋代山水画为代表的图真传统，而是去开掘以元画为萌芽的古典写意传统，发扬其内美而强化其视觉冲击力。他以观察感觉代替眼前风光的实写，以更具有主观色彩的造境，取代更接近客观实景的写境，他也不再满足于笔墨再现丘壑的状物功能，而力求发挥笔墨引导丘壑生发幻化的写心功能，尤为重视以灵动万变的笔墨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节奏律动主导胸中丘壑的倾吐，从而也就变理性的惨淡经营为趣在法外的情随笔转，使大自然的蓬勃生态与内心的旺盛活力合而为一，并在乱中有序的抽象点线中隐约欲出。
王镛的写意山水画，既变乃师写实的笔墨为写意的笔墨，又解散了古代写意山水画的笔墨程式而按照强化意境与纯化语言的现代要求重新组合。他在造境上，务求强化张力，为此夺取近景，偶取中景亦拉近处理，但力避繁细，突出其“大势”与“大象”。并且以构成意识辅助取势，令其对比鲜明，强烈触目。在笔墨上，王镛则力求纯化语言，于单纯中尽变化。就笔墨二者关系而言，王镛比李可染更突出用笔，以点线交织代替层层积染，“七墨法”也被减化为“三墨法”，以加强“笔中用墨”的灵动。就笔墨形态而论，他亦化繁为简，把前人的勾皴点染色色俱全，省略为长线大点，合勾皴为长线，以干皴代擦，突出大点，造成繁弦急管中铁板铜瑟的强节奏。就笔墨的运作程序而言，王镛更以写意花鸟兼勾带点的一次性过程，改造了写意山水画先勾后皴再擦再层层积染最终打点的程序，通过由浓到淡由干到湿点线对比交错的笔势运动，在单纯中见变化，在随机中求自然。在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他把握整体无不“胸有成竹”，求其布局严稳，富有视觉张力，但处理局部又能发挥“笔端机趣”，信手随意，潇洒生动，甚至粗服乱头。然而正由于“胸有成竹”与“笔端机趣”的结合，局部的荒率与消散却无妨于大局的精气内含，局部的粗服乱头中亦隐约可见整体的“恍惚有象”与层次井然，成功地创造了与画家内心融为一体的寻常北方山水的苍厚境界，在新的意义上复兴了笔墨写意的传统，弘扬了物我合一，从整体上关照自然的艺术思维，却又与了无个性，空泛其内容而僵化其形式的某些古代写意山水划清了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王镛的笔墨写意山水虽与乃师李可染的水墨写实山水判然殊途，但仍有本质上的一脉相承之处。除去严肃的创作态度，对画面整体的关心和自成一系的艺术语言之外，主要是在维新中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李可染的写实山水虽重具象，但不同于西方写实风景之处恰是有着大胆的高度艺术加工，进行了巧妙的艺术集约，因此他所创造的意境已与自然实有的景色相去甚远。乃至晚年，他对传统优长的认识更超越了古典图真传统的局限，并引导学生们向着更广的范围开拓。这时，他更加重视主观因素的表现，尤为关注笔墨的抽象表现力，甚至于一变早年看法而充分肯定了发展笔墨抽象效能的董其昌。他明确指出：“中国画笔墨是有抽象审美价值的”，又说：“当然他（指董其昌）的意境是没什么独到，但笔墨太精彩了”。沿着重新的认识笔墨和深入开掘传统的思路，李可染开始诱导弟子们效法黄宾虹，他说：“对传统必须下大力去研究，宾虹翁对晚清的东西都很重视。即便是清代艺术衰落的情况下，也有很珍贵的东西”。他之所以如此巨细不遗地强调传统，在于他认为“我们东方文化很高”，“我们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传统是我们的血缘，传统是继承关系，外来东西是营养。营养是需要的，但不能代替血缘”。这位善于引西入中开创水墨写实山水的巨匠，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而是主张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互补，他坚定地指出：“我可以预言，和西方文化抗衡，能和它并驾齐驱的就是东方文化”。为此，他特地让王镛刻了一方图章：“东方既白”，豪迈的昭示东方文艺复兴曙光。正是在李可染晚年思想的引导和启示下，王镛的思想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提升，坚定地认为“中国在文化上不是第三世界”，努力地探讨“中西艺术思维方式的不同”，终于走上了笔墨写意的道路。
需要指出，王镛在认识和实践中对可染晚年思想的深化与发扬，主要得益于对黄宾虹艺术的思索与感悟。黄宾虹是李可染的老师之一，他也反对晚清山水画的摹古，也非常重视写生，同样关注着西方艺术的变化，尤为重视传统的发扬。不过他发扬的并非宋人为代表的图真传统，而是元人始开其端的笔墨写意传统，不但说“中国画仍以元人为极则”，而且看到了笔墨抽象中所包含的内美，指出“欧人近20年研究国画理论，既深于线条，即用笔尤重视白悟。欧画过于发露，力求倾向东方含蓄之功，而国画时贤致力笔法者罕”。黄宾虹看到，中国山水画不完全脱离大自然的总体生态而依赖笔墨抽象表现其内美或称隐秀的含蓄之功，与中国画法异曲同工，而对于书法文字的追本溯源，又可深入领会中国文化艺术创造的奥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颇为称赞明末之际与清代咸同之间写意画的“中兴”。就此指出：“明季及清代咸同之间有数十人知用笔之理从书法而来，上窥金石之奥得之”。“盖美术之本，即在古文字，文字之精神于古物得见之”。尽管黄宾虹对道咸之间写意的评价未免过之，但却说明他在思想认识上直承石涛与吴昌硕的卓见，洞悉了中国绘画“一画开天”的原创意识和以点线在表现内心中呈示世界的写意精神。他那“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的作品，所表现的“天地混融一气”的大美与物我两忘的境界，则是其见解的具体表现。据此，我们可以说，黄宾虹无愧于现代笔墨写意山水的杰出先驱。而王镛作为一个书法金石兼长又工于诗文的艺术家，又早已悟解了“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的至理，他自然在坚信“在文化上中国不是第三世界”、“中西艺术思维方式不同”的前提下，循着黄宾虹的认识和追求，克服黄氏艺术在构图上的不足，向着更富于现代意识的境界迈进，从而创造了不同于黄宾虹、李可染亦有别于时辈的笔墨写意山水的新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乃师李可染的未竟追求。王镛尚在盛年，他取得的别具一格的成就也仅仅是开始，欲臻大成并充分弘扬东方文化的精义，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充学养，在“师造化，得心源”中体悟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拓展完善自己的艺术，这是笔者所期待的。最后谨以小诗一首作为这篇代序的收束。
虹庐巨眼说咸同，一画开天继大聋。
又见凸斋尊写意，笔苍墨厚别西东。
199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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