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幻想，既然人体中每一个单一的细胞能连续分裂，那么最终就会发育出一个新人来，这个新人将和提供细胞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当这个科幻在今年元月被英国爱丁堡卢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以成功地复制出一只相同绵羊而变成现实时，“克隆”之术便首次公告于世人。
“克隆”，英语 clone的译音。它是一种无性繁殖技术，是由一个单一的细胞（细菌）通过无性繁殖技术，使之成为遗传上完全相同的一簇细胞群体。
王镛，中国书坛上的一员骁将，以其自成一格的书风而雄踞书坛，被广大书界青年朋友接受，作为生活和工作于中国首府北京的一名书法艺术名家，其工作的环境（中央美术高等学府）和生活的区域决定了王镛书法风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学王镛书体人数之多也许是先生始料未及的。他们之中有的已渐入佳境，也有的已卓然成家。从北京几乎漫延到全国各地，尤为突出的当数客居京华的书界青年书家为最。如《青少年书法报》驻就记者、编辑李强先生；《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李晖先生、蔡大礼、文永生、宫双华、徐海先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书友之中，有王镛先生的得意门生；有和王镛先生过往甚密者；有客居京城受其耳濡目染者。强大的学王阵容，已成为京城书坛一景（暂且视其为“京派书法”）这种一涌而上的师承导致学王已成为负效应，使京城书法已逐渐走入“千人一面”的死胡同。这些书坛中坚，书法看上去几乎与王镛先生书法同出一模，如出一辙。虽然有些聪明之人也曾试图改头换面，但始终很难跳出王氏书法之面孔。
大规模地复制王镛书法不亚于前些年篆刻界轰动一时的“韩流滚滚”（见《书法报》《书法导报》报道）盲目的追随与崇拜使北京地区正形成一种严重的地域书风。当然，这种地域书风的形成并不全是一种弊端。但任何事物达到了极至，势必走向事物的反面。学王的増多，是书坛之大幸也是书坛之大不幸，大幸的是它能有力推动书坛的进步；大不幸的是它最终将导致书法艺术难以达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诚然，造成这种弊端我们既不能怪罪于王镛先生，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责难李强、李晖、蔡大礼先生。说实在话，王镛书法确实令人钟爱，王书最激动人心处在于先生能把碑与帖相溶，并从民间残纸断垣中寻找奇趣，书风豪迈高古，巧拙相生，给人一种清新扑面的感觉。但王镛毕竟只是王镛，王镛书体一旦形成即为王镛个人拥有（我个人理解），王镛先生完全可以申请“专利”，（我个人想法）。当然，这种“专利”并不能等同于某种科学发明之专利，不让人照着制造，王镛先生的书法专利，其目的只是杜绝书坛中的“千人一面”。必要的继承只是为了更深层次去挖掘、研究，去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作为书坛“大腕”，王镛先生当然不愿看到一个、二个、甚至第三个王镛再现，作为书坛后学，当然吏不情愿充当“随人作计终后人”的“书奴”吧。
书界不需要“千人一面”，不需“克隆”多个王镛，一个王镛书坛已足够矣！
——摘自：1998年《现代书法》杂志（原载《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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