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四艺融通，乃文人画演化大成之根本。苏轼倡导“士夫画”，赵孟頫提出“须知书画本来同”，宋元绘画理念的提出，概括了书画之间存在相互通融的可能性。继而，明清以降，三艺、四艺兼擅者不胜枚举，徐渭、八大、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都情致高标，大方造化。吴昌硕曾有诗云：“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这是他对艺术实践的认识，也是对文人画必须注重全面修养的一句总结。在当代山水画坛，王镛就循着这样的理路潜心探索，注重诗、书、画、印四艺的全面修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王镛师从李可染、梁树年、叶浅予等名家，读研究生期间主修国画山水和书法、篆刻。但是，他最终却没有沿袭任何一位老师的艺术风貌，而以自我意识，遵循时代精神和艺途真旨，坚持地走自己的路。几十年来，他孜孜以求，默默地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悉心研读古代经典，探究常人容易忽视或者无力进入的审美领域，不断咀嚼传统深处富于自然生机与活力的大味。
应该说，求异思维，襟怀淡泊，追求质朴成就了王镛的艺术。王镛欣赏“拙中见一切境界”的观点，并以此坚定自己的美学追求。他崇尚大朴、大拙的审美观，作品中弥散着“大象无形”、法随道变的哲学理念。陈迹并非陈迹，从古代率真、质朴的民间遗存中，王镛发现了那种无刻意雕琢、生动活泼、可以自由驰聘的意象世界。特别是对庶民书作，他进行过细细数点和梳理，并在创作中找到了和古代先民们对话的空间。应该说，王镛艺术是平民气质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赋予了书法篆刻在当代最富“张力意味”的阐释和开拓，使一股具有疏散气质的“自主创新”角度和态度在当代书印创作中蔚然风气。
在很大程度上，文人画手的艺术直觉鼓跃着王镛书印充分的自由度，而书法线条的自如驾驭也拓展了其绘画的审美空间；绘画与篆刻的构成和章法影响了书法的谋篇布局；书法笔画大胆参与国画运笔，极大地丰富了线条自身的表现力；而篆刻猛力的用刀也超越了印章本身的局限，凸显出前所未有的粗爽和张扬，结篆上朴拙疏散，以及印章边款的“写意”手法的创见，颇具画意。
当然，最体现王镛艺术特色的还是他的山水画，而他的山水画又是集合了诗、书、画、印四艺的基础，这期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多方面的修养决定了王镛创作的综合性特性，其书画印三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实质上的化合。
在山水画中，王镛擅以健锋秃毫抒写，笔墨槎丫老辣，设色素淡朴实，造意繁中寓简，画面上一派苍茫浑莽，于繁茂中透着缜密，于沉厚中不乏幽旷。构图重叠纵横，用笔胜于用墨，强调线条情趣，书法的深厚功力在这里游刃有余。随意的用笔，从容的墨团，构成了质朴、简洁、雄健的意象空间，尤其是画中豪放的用“点”，更洋溢着恣肆洒脱、浑然天成的阳刚之气；不羁的笔线，纵横使转，左右逢源，完全进入了一派浑运自如、淋漓大方、意蕴深远的逍遥世界。
古语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人逸士的性情修炼与人格品行，诚如追求山水一样，既需要从容淡定，稳重不迁；又需要活泼聪慧，开明透脱。此正所谓仰“山”者也，敬“水”者也。就创作者而言，于山，于水，即是对仁厚与敏达品质的一种追寻，一种陈述。王镛凭借自己的性情秉赋，在融诸艺于一身的山水画创作中，在一幅幅颇具田园“诗意”的艺术佳构中，不断阐释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审美追求。
——摘自《当代中国艺术家年度创作档案·绘画卷2010》 荣宝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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