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广代  理维  权鉴  定


当前位置 >首页 >评论

返回

【《一个人的书法史》.文/王东声】(一)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


无论岁月长短、方位远近、处境高下,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这样那样的生命痕迹。


只不过,因为修行不同,那痕迹的形态与刻度也多有分别。




文艺之事,在一些人眼中,仅仅是糊口的一个营生,与卖瓜子、做泥瓦工并无二致。然而对于有些人,却由兴趣而后成为一种职业习惯,肩负一种文化责任。


一堆木头石块,在有些人眼中,那最多被看做是一些建筑的辅料;换了另外一些人,或许就能盖成一处居所;而在有些人手中,或许最终建造出的是一座殿堂。


一堆所谓笔墨纸砚的玩意儿,可以明窗净几,焚香染翰;也可以兴来一挥,解衣般礴……但检点而后,成就的或许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欢场,有的塑造出了千古观瞻之作,若《兰亭》,如《富春山居》,有的则徒糜纸墨,废画三千。


那些笔墨纸砚的玩意儿,在徐青藤恣肆放逸的涂画背后映照的是他潮起潮落的人生之流;于八大而言,其激愤的尘世到『实相无相』的『吁嗟世界莲花里』,都空幻在那般花花木木山山水水的墨韵之间;在齐白石的笔下,生成的是一幅幅红花墨叶的富贵清新,那份惹人欢喜的意味里浸透着他素心若雪的童趣与质朴;在黄宾虹的案上,本来白白净净的一张纸,逐渐模模糊糊下去,最终黑压压混沌一片——但,当你定神看去,那模糊里似乎幽深,那混沌中不乏光明。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艺术具有广泛的包容与涵盖属性,允许无限的创造力来塑造。


艺术史的形态,注定是一个不断检验人类智慧与能量的过程。所谓艺术创作,一边关联着传统,一边面对着创新。


传统是一条河,一条流动的河。既然『流动』,就是跃动的、鲜活的,是奔涌不息的一种状态。昨日优质的因素沉积下来,形成稳固的河床,而平缓与激荡的塑造,却在于河水的流量与冲撞的速度,场面自然千差万别。传统,是需要不断创造的。昨日的创新,成为今日的传统;今日之创新,正可为明日之传统。所以有王右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谓。当然,过去时代里的优秀,也可能成为今日的过时。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浪淘沙,经得历史的淘沥,才能见真知。


创作的意义,在于能够驱动人心而弃旧图新。创作要不断生发新的文化产品,是对『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认识力的考察,也是对其文化实践力的检验。一种新的审美取向,也往往随着少数个体的『先知先觉』而有超越寻常的塑造,从而感召时人,引领一时风气。优质的创作,不仅与审美紧紧相随,也还考验着思想的精度与纯度,其过程更是一次次令人心荡神驰而又不乏艰辛的历险。


有人认为,自晋唐以降,中国书法渐次式微。


诚然,这是站在书法诸体俱全、诸法俱备的角度论之。事实上,两宋时期可以成为一个分水岭。其上的晋唐,有如位列庙堂之高,塑造的是典章规制;其后,则游走江湖之远,允许无有约束、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于是,杨维桢、徐渭、傅山、八大、金农、徐生翁、龚晴皋等人,以其学问、功夫,以其心性、才情与识见,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路径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别见洞天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狭长,或许陡峻,不足以令更多的人驾轻就熟,如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只能在他们披荆斩棘的路上,在他们开辟的景致里面,做一位『观光客』,充其量『到此一游』而已。


时至清中期,帖学渐呈颓态。随着文物大量出土,新的文字材料不断涌现,这无疑为书家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并创新求变的机缘与可能。如金石考据继而盛行,如阮元、包世臣、康南海等先后对碑学予以倡导,甚至高调鼓吹『尚碑』,否定帖学——此未免有偏激之处,但却使碑学得以大大推广,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一个碑帖并存的崭新历史阶段。此后,中国处境波澜起伏,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二十余年积郁,直至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文艺方面也自然面临巨大挑战。书法与其他领域一样,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风潮之下,期待新思路,新举措。


然而,一种新生事物,往往伴随着撕裂与阵痛,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这,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有固守一隅、自以为是、保守不化这样的词汇创生出来。毕竟,积习也是长此以往叠加起来的。只不过,因为惰性与自以为是的放逐,我们往往习惯于轻车熟路,往往满足于习以为常。


近年来,中国书法界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民间书风的冲击。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欢欣鼓舞?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批判』而这些家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乐此不疲?


答案只有一个:审美与心灵得到共鸣。


可以说,民间书法正是在王镛等人的倡导下应时而生。


王镛所倡导的民间书风,正是与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关联的产物,是对清中期以来的碑版书风的一种承接,更是一种拓展,并为当代书法的深层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点。由于日常书写工具的变化,毛笔从实用功能被逐步赋予了较强的艺术属性,书法从少数贵族阶层所独享的角色,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全**动』,书法从几案之间走向了墙面,从居室走向了展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镛之于民间书风的倡导,提出以『根植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为宗旨的『流行书风』(只是一种提法),实际上更为注重感性发挥与理性自觉的互为补充,这绝不仅仅是对古拙、朴厚、粗犷风格的敏感与认可,更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进而,在当代书法发展史上,碑与帖、经典与民间的诸多因素,都成为可以自由穿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法公民』,各具特色,多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