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王镛创作的一些书、画、印作品，颇具匠心，其书、印尤为书坛所注目。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五岳三山”中国画联展中，他的七幅山水画，既有传统，又有新意，且张张有所变化，深得观众好评。接着，在四月份举行的“中央美术学院书法篆刻展览”上，人们又看到他的十二幅书法和十六方篆刻，其书法四体皆能，随势变化，每幅都有不同的立意和追求，而又统一在一种自然质朴的风格之中。从中可以看出他较坚实的传统功力与自抒胸臆的神采。篆刻更是广收博取，撮其精微，注重一个“意”字，已初具面目了。
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能兼及书、画、印，已属不易，更何况又这样善于变化。谈到这一点，他深有感触地说，艺术是创造性的劳动，最怕僵化，这是每个从事艺术事业的人一生都要注意的问题。从别人那里拿来点现成的东西，写成千篇一律的字，是容易的。过早地形成一种样式，“创造”出一种“风格”，也会寿数不长。真正的风格是在继承传统，长期积累的过程中，融汇变通，不断发现自我才形成的，是水到渠成的。要达到这一点，就得进行不断探索的艰苦努力。他正是这样做的，了解一点他的学艺经历，也许对我们不无启发。
王镛生于一九四八年。他自幼就喜爱书画艺术，在父亲的影响下，七岁拿起毛笔，从唐楷入手，每日临池不缀，寒暑无间。十三岁开始习篆书，学治印。后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和金石书法组，得到刘博琴先生启蒙。十四岁时，以楷书获少年书法比赛一等奖。进而研习隶书、魏碑。十六岁时，他的一幅隶书被某博物馆收藏。后来他说，我可绝不是什么“神童”，别的领域不敢说，书法方面就绝不会有什么“神童”。古人说书如其人，书法是一个人学识、功力、修养、气质、性情诸多方面的总合，一个孩子，怎能超越这些方面的局限？我不过是比一般人多下功夫，入手早一些罢了。
王镛高中毕业时，正逢十年内乱，他到内蒙呼伦贝尔盟下乡插队，在那里整整度过了六个年头。艰苦的劳动之余，仍倾心于书画，大自然与社会，赋予他的艺术以新的内涵。王镛后来回忆说，“阅历知书味”，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比过去深沉多了。
一九七四年调北京任中学美术老师后，王镛又醉心于行草书，同时进一步研习书法篆刻史论。一个时期，他发现自己的书风不过是徒有外在的漂亮，因此取悦于人。于是决心另寻出路。他不同一般的作法是，常常同时读、临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碑帖，通过比较，加深认识，提高驾驭笔墨的能力。并特别注意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借以充实内在、树立正确的美学观念。他说，“眼高手低”是正常的，就怕眼低。
篆刻方面，他也曾走过一段弯路，象许多初学者一样，开始是盲目模仿，继而热衷于“齐派”，后来发现自己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却不能得到齐印那丰富的内涵。于是转而上溯秦汉，下及明清，连一向被轻视的唐宋官印也不放过，路子终于走宽了一点。
一九七九年，王镛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在李可染教授、梁树年副教授指导下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有了良好的条件，他的书、画、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生毕业成绩展上，他获得了叶浅予奖金一等奖。
他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说，艺术绝非技术，最怕流于制作。艺术主要是在情感的领域中探索真理，而情感较之内容与形式，永远居于首位。若一味制作，则难免匠、俗二气。
“华之外观者，博孚于一时；质之中藏者，得赏于千古”，谈起艺术，王镛喜欢引用《芥舟论画》中的这一句。求质朴、忌华丽，求自然，忌雕琢，求生动、忌刻板，求变化、忌单调，求浑厚、忌轻薄是他对艺术的见解。王镛的作品变化很多，但不难看出，他正朝这个方向做着艰苦的摸索。他的作品洋溢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一九八六年
推 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