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印作的风格，可谓是乱头粗服。这很使人联想起前几年歌坛上流行的“西北风”。扬雄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印章，经过精雕细琢的加工制作不免也会染上匠气。说句有趣的题外语，刻印章（不全等于篆刻艺术）的个体户，在社会上也常常与修理钟表、锉钥匙、镶牙齿等较精细的手艺生活者为伍。篆刻艺术的发展普及，使得印人们归纳总结出了不少程式。在刀法，尤其在印面的布局上这些程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或者说束缚了篆刻艺术的创作与欣赏。
王镛的篆刻就很难用常规的路数来欣赏。王镛篆刻的破常规，我以为关键是一个“俗”字。一般来说，俗是艺术创作的大忌。许多印人千方百计地追求高雅，可偏偏事与愿违，稍不留意或者由于太小谨慎便露出了俗相。而王镛，似乎是有意识地去追求俗，他在晋砖上寻寻觅觅。所作印章大多率意为之，甚至有“破罐破摔——乱涂乱刻（王镛自语）”。这种不经意，有时（不说每每，可以想象不成功的也很多，如同李可染先生所说的“废画三千”），竟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王镛印章有篆刻家宁斧成的趣味，而更多的是齐白石的影响。王镛刻过不少齐白石的诗句，如“卅年删尽雷同法”、“百怪一时来我手”等，可以想见他对白石翁的敬仰之情。说王镛受齐白石的影响，并不是他的印章风格可归入齐派，王师齐白石是学齐白石的精神，而不是象印坛上不少齐派弟子那样徒然得其外表染上点齐白石的习气。齐的精神不能简单地也用一个“俗”字来概括，但齐白石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相比较，确实也沾上一些“俗”气，而这个俗，或许就是出自湘潭农家的木工那种质朴的气质。
结合王镛的印章“铁云斋”、“宁朴毋华”来谈就简便些。这两方印章很明显的共同点是率意。用刀爽快利落，几乎看不出有修补雕饰的痕迹，因而也反映了篆刻家恢宏的气度。那些线条中难以控制的斑驳，锯齿形的、断裂的抑或光洁的一任自然，而又配合得相当和谐。这里尤其要提到“朴”、“云”等字的简化与减笔。“朴”是个简化字。曾经有不少篆刻家，以为篆刻的首要是文字，在一方印章中大篆、小篆、楷书形体夹杂混淆，属于不伦不类。我觉得此说未免固执。篆刻艺术家熟识文字源流，这是应当也是必须，但在篆刻艺术创作中，我以这有时化用一下不同时代的字体，作些笔划的删简，只要整体协调和谐，不生硬造作，或者特别触目有一种喧宾夺主的表现欲望，也完全允许，甚至还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趣味，从而深化篆刻的意境。举个诗歌的例子。如果把印章中文字形体的统一看作是旧体诗的格律，一首格律严谨而格调庸俗的诗有何诗味可言，而一首自然流畅又很有境界的诗歌，即使违反了平仄的某些格律，所谓的“拗”，但“拗”了以后也可以“救”。形体夹杂是“拗”，协调和谐是“救”。王镛“宁朴毋华”的“朴”，和李刚田“其乐无疆”的“无”都是通过“拗”、“救”使整方印面成为正格。
王镛在“菱花堂藏”一印的印款上说“删繁就简，静中得趣，何快如是”。王镛喜欢这种简化，这与“俗”也不无关联。简化并不都是现代人的发明，不少简化字也是历史渊源的，特别是在民间较为流行，汉简、章草和王镛喜欢的砖文上就有不少简化字。
说王镛“俗”，王镛敢涉俗，自有他的副教授职称为后援。王镛原本很应该是个文人的，他在书法界、篆刻界、国画界成就几乎等量齐观。
当然，王镛印章也不是每方效果都好，他的质量尚不够稳定，佳与劣之间差距较大。有些印章就有太碎的感觉。可能也是疏密关系上的问题。《文心雕龙·镕裁》有“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的句子，或许王镛在线条上还可以再严峻些，学学潘天寿。
——摘自《湘湖》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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