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鏞，一九四八年生於北京，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在導師李可染及梁樹年指導下，專供山水畫和書法篆刻。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畢業創作展上，獲取淺予獎學金一等獎，並留校任教。作品多次參加全國性及國際性展覽，並為大陸各大美術館及美、瑞、比等國大使館收藏。
“印、書、畫三絕”，足以代表王鏞藝術研究的精深廣博，及其藝道追求的美學風格其一致性。他的印有繪畫的自由線條，他的畫有篆刻的章法和對立互補結構，而印和畫都有他刻意發揚的漢晉磚文風格——“稚拙天真”的美感和“怪異丑拙”的造型。王鏞認為民間藝術家憑直覺和素朴的情感以及誇張的造型，表現了清新剛健的活力和朝氣，而怪、醜的外表中蘊含着變化統一的形式美（王鏞《漢晉磚文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一九八三·二），書法尚未在唐的法度中定型前那種充滿偶然又極自然的“無法之法”不但能展現藝術創造的自主性，更能開發媒體的可能性。王鏞近期的山水畫多採正方形格局，構圖上的佈白和表現景深層次的“畫眼”多有和其篆刻的章法相同之處，於是方圓、虛實、疏密、開合、聚散等相反相成的篆刻章法因素，在其畫中成為畫境以外的審美趣味來源。
王鏞善於學古，但不是學某家皴法、某家筆墨或某家章法，而是學其創造精神，並進而創造自己獨特的意境符號來表現這種精神。王鏞追求的精神源流除了前面所說“樸拙天真”的美學外，更重要的就是唐孫過庭《書譜》和清石濤《書語錄》中強調的“一畵之法”。不少朋友初看王鏞的畫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乍看構圖不奇，但細看則畫內空間起伏轉折、千變萬化，近看筆墨極枯乾紊亂，但退兩步再看却有穩重厚實的整體感，大部份以乾墨，有些地方甚至用死墨落筆，但遠看卻覺土石、雲嵐濕意盎然。這種矛盾的統一與對立的共存的互補特性，可用《書譜》的這一段話來詮釋：“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以及《苦瓜和尙畫語錄》中“立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夫畫者縱於心者也。”
由此，“一畫之法”指出書道家心理與線條律動的結合爲一，筆與筆連綿相屬、氣脈不斷、相發相生，最後與整個有機的結構合而爲一。在心筆如一、筆筆生發之中，王鏞的“一畫之法”把握了“動”與“勢”兩個原則。
他的畫經常以極疾速的行草筆意，飛舞出樸茂厚重的塞北和江南。在穩定密滿的構圖中常蘊含互相衝突的情緒波動線，但又統攝在一個整體的氣脈或氣勢之內。他經常安排幾個不同的基調或母題反復交錯出現（如樹、山石、小屋），而製造出一種類似音樂上的“卡農”式旋律。
王镛的繪畫語言有簡化成最簡單、同時也是變化最多的點、線、面的構成趨向。他偏好細點密皴的短句，較少潑墨渲染的長句。由點積線、由線積面，再由面托出起伏波瀾的空間。千筆萬筆積成一筆，“在筆與筆有意無意的聯繋與生發中，體現總體的態勢，強化一種有筆端方向與心理傾向的力，造成一種蘊蓄勢能的結搆，並使之與山岩的紋脈肌理、草木長勢相契合”（大陸著名藝評家薛永年評語）。
王鏞的山水畫雖無上一代畫家“爲祖國山河立傳”的壯闊，也沒有时下大陸“新文人畫”對傳統欲拒還抱的曖昧與矛盾。在介於具象與抽象之間，在似亂非亂的圖像中，充分發揮中國書畫以線條韻律寫心的特性。而在遠看穩定渾成，近看奔亂交錯的畫面中，反映了現代人在工業（或後工業）社會中矛盾的心理結構。
——摘自：台湾《雄狮美术》 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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