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您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体会到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是对客观的再现还是画家“胸中山水”的描绘？
王：应该是对画家“胸中山水”的描绘。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山水画界都有一种想法和倾向，认为“绘画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就要去写生，写生就要有自己的“基地”，于是都争先恐后去占领山头。这就形成了艺术创作的感受为客观景象限制的情形，我感觉这与中国的写意精神不吻合，这样就把生活与创作思想的结合简单化了。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就应该是古人说的“胸中丘壑”嘛，绘画不是为了对客观物象的再现，绘画所表达的“四时风景，阴晴雨雪”，它是一种建立在画家的绘画风格以及要表达的一种审美意境里的东西。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可能被“艺术来源于生活”给简单得误解了。好的山水画应该是能充分表达艺术家审美上的追求，使所有的绘画手段，包括处理构图、造型、笔墨技巧和一点一画，都能围绕这个理想，能够使人产生共鸣，不求能感动每一个人，起码能感动相当一部分有共同基础和感受的欣赏者。即便如此，写生也是不能或缺的，写生对人多方面的磨炼，是临摹古画学不来的。
董：那您觉得在自己的山水画中，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个性语言是什么？
王：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对笔墨的体会和感受上吧，当然也包括对大自然的感悟与对传统的理解。只有把自己的绘画风格特点建立在这种对于笔墨感受的基础上，才能谈到一种审美寄托的深度和理想。现在画国画不重笔墨，用毛笔“涂蹭描抹”的人不在少数。这一点如果在最初的艺术实践中没有把握好，在以后的创作中就很难纠正了。我有书法的优势，自然会把个性语言建立在“写”的精义之上。
董：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受题材束缚，不具备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您对此怎么看？
王：现在的确有很多人抱有这种认识。比如高居翰先生就认为是大写意断送了中国画的前途，我觉得这些人的意识还是站在西方写实主义传统上的。他们认为在创作手法和表现题材上，国画有局限性。就因为水墨画的题材没有表现火箭、卫星、火车这些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依旧表现高山流水、小桥人家的画家情怀，便说明中国画跟不上时代而落后了？我觉得不对。因为绘画解决的并不是题材问题，并不是画什么的问题。比如早在70、80年代，云南花鸟画派兴起，他们主张创新，但简单的认为创新就是画古人没有画过的东西。就说仙人掌古人没画过，那么我画，我就超过古人了。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问题，我觉得这完全是对艺术本体很肤浅的一种认识。因为绘画并不是解决画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怎么画的问题。竹子就是画了一千年，我今天还是可以画，因为我有自己对竹子的观察、认识和表现方法。他们的认识是对“艺术深入生活”有误解，这是片面的。因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两个层面上的认识，不能说艺术就是为表现物质发展水平服务的。我觉得艺术家的任务应该是揭示人内心的一种对于新的、时代进步的感受。
董：那您对于在一段特定时期里，国画创作中盛行的特技效果怎么看？
王：我拒绝各种各样的所谓“特技”。由于大家盲目地搞创新，所以特技效果在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流行。其实现在想起来，创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首先要把自己的传统吃透，这种吃透是建立在“懂”的基础上。虽然有时候懂得以后就不一定都要去实践，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哪能把那么悠久的传统全部实践啊，所以只要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就可以了。要创新，除了对自身传统要掌握以外，还要关注西方新的艺术思潮。只有把这些都融会贯通了，也许才能有一点新的创造。黄宾虹的笔墨方法功力多深啊，七种墨法，而且并非单一的运用，各种笔法、墨法交融贯通在一起，十分的丰富多变。而特技的东西虽然花样百出，但很容易就被人模仿而掌握，实在没有个性，更成不了风格。因为中国传统笔墨中徒手点画的那种微妙、丰富的变化，是与人的精神意志相关联的，这是其他任何工具以及特技效果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董：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艺术家与艺术市场结合得越发紧密。您认为现阶段书画市场的繁荣与艺术家自身的创作与发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现阶段这二者的关系，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艺术市场可以分为初级的和成熟的两种，艺术创作者也是一样。有些可能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把握不住自己，盲目地追随市场，最终便在漫无目的的追寻中迷失了自我。我感觉当前的艺术市场，发展的并不成熟，但是却很火热。从总体来说，对于整个书画创作队伍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因为近现代的这些艺术大师，比如说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都一直生活在市场中，都是以卖画为生，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在理论上说这两者应该是不矛盾的，只是有待于市场的逐渐完善。我相信，随着艺术市场的逐渐成熟，以及艺术创作者更加的理智，在双方能够很好的对应、协调之后，应该是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
董：中国画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一直非常艰难，要创新更难。您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前途问题？
王：我想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发展。不同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但是传统艺术还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将来的格局，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国画的发展作为弘扬传统艺术的方向去努力；也会有一部分人搞探索性更强一些的，或者是中西结合的；再有一部分人可能走得更远一些，致力于创造出一种更新观念上的水墨。不管怎样，这种对艺术的探索都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种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但中国画发展的主体，仍然会是前者。
董：您觉得在近现代这些山水画大师之中，您对谁是比较推崇的？或者说在绘画创作中吸收和借鉴的比较多一些？
王：就山水画来说，在当代艺术家中，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李可染和黄宾虹。
董：当然李可染先生是您的导师，自不必说。而黄宾虹在笔墨上的造诣，现在已经被抬高到一个备受推崇的地位了。
王：对。现在黄宾虹的笔墨的确是受人推崇。但是我相信真正能读懂黄宾虹山水画中笔墨境界的人并不多。要不然现在怎会有那么多能卖出几百万高价的黄宾虹的假画呢。其实我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就觉得黄宾虹好。但是现在自我检讨一下，有相当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种人云亦云的冲动，而现在我却能从黄宾虹书画的用笔用墨上找到鉴别其山水画的突破点。因为做假的人不可能重复黄宾虹的动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书写习惯，用笔的速度和角度，以及敏感的指、腕的力度和一些看不见的感觉，就算是临摹得再像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通过黄宾虹的书法，再看其山水画中笔墨技法和章法结构的布置，才真正感受到黄宾虹在当代山水画中所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当然除了黄宾虹以外，其他人也有比较喜欢的，像陆俨少的一套绘画方法就很有意思，他的作画方法与李可染先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有较强的装饰性，所以结果差异也很大。可以说黄宾虹、李可染和陆俨少，这三者在绘画的方法和程序上都各具特点。所以我们学画或者研究问题就不能片面。事实上，正因为他们之间有不同，才使得中国的绘画艺术呈现出多样性的面貌。
董：向您请教个题外话。对于全国美展这种模式，有的评论家认为是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内艺术家相互交流的平台；而有的评论家则认为美展模式扼制了笔墨的创造力，束缚了艺术家创作灵感的发挥。但不管怎样争论，全国美展仍使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趋之若鹜。您对这种美展模式有怎样的看法？
王：我也听到一些关于全国美展的评论。全国美展发展到现在，和它产生的初衷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艺术家(当然不是说我)，或者是比较有个性的艺术家，对美展都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有成就的艺术家参加美展，出于自己身份、地位和能力的考虑，如果没有获奖，必定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往往都是抱有必胜的把握，否则就不会参加。而那些个性很强的艺术家对此也有畏惧，因为评选是集体的意志，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这往往就陷入一种平衡主义的怪圈。而且评委要对各种绘画形式都进行评判，他们本身对各种风格是否都有真正而全面的了解就值得商榷。比如说大写意绘画，现在的处境就很惨，到全国美展中几乎都被淘汰了。其实我觉得大写意是中国画中一个比较精髓的东西，而现在发展的情况却十分不好，这主要是因为大写意绘画比较难懂，而且容易鱼龙混杂，所以也影响了这一画种的发展。而美展的评判标准更是难以把握，在评判过程中，很容易就把作品当做一件物质产品来看待，把作者投入的精力和成本作为评判作品好坏的感情标准，这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在评议书法作品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人把《红楼梦》抄了一遍，这就引起了评委的争论。把作者花费功夫的多少作为评判作品好坏的先决条件，这就使得美展逐渐脱离了艺术评判的初衷，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也就不再参与，致使现在的全国美展变成了新人展。我觉得在这种体制的束缚下，只依靠一个全国美展显然不能完成展现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现状的任务。从发展中国绘画的角度出发，这种展览模式就不应该是一种而应是几种。比如说那些真正画得好的，比较有名气的艺术家，他们之间就缺乏一个展览和亮相的平台。但在现阶段的情况下，要想达成这种目的还是比较的困难。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艺术评判的权威，这就不能形成一个对艺术家优秀与否具有说服力的评价。但仍可创办一些分地域流派的，或者是有探素性艺术家参与的画展，把美展的形式发挥得更加多样和丰富，我想这可能是解决现阶段美展体制弊病的方法吧。
董：作为中央美院的教授，您对现阶段的美院教育有怎样的评价？
王：其实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思考过。我觉得美院教育还是很必须的，但并不是说美院教育就能解决一个人的艺术前途问题。因为艺术教育很特殊，与其他门类都不相同。主要是因为这种艺术实践，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创造能力可以培养，可以引导，但并不是老师能教会的。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说，美术学院每年毕业的学生，在将来能够成功的艺术家还是少数。因为他们在美院中学到的只是一般性的技能、常识，这些都解决不了在艺术实践中如何去实现创造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艺术家一辈子要解决的，并要用一生去拼搏和探索方能有所收获。所以美院并不能解决艺术家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能期望值抱得太高。虽然老师可以启发，可以引导，但如果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和收获，主要还是靠自己在实践中去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创造。
董：通过与您的交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的心态十分平和，并且对自己认定的目标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在现今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您的这种平和是难能可贵的，对后学晚辈们来说也很值得学习。那么，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心态的？
王：其实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慢慢地经过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就有了自己的认识。其实搞创作的人，片面一点，偏颇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能在长时间的实践和积累中找到了正确的心态，这与个人对事物的思维方法和性格都是很有关系的。同样的问题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也就造成了最后结果的差异。在现今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能够清醒地看待问题，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个设想和目标，才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这种认识其实是很复杂的，包括我自己，在最初也不能够认识清楚。但是下乡插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因为不遇到那种变化，有很多问题都是不会考虑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接触的人多了，遇到的事情多了，对于有些事物也就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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